从祁太秧歌看清末民初晋中女性的日常生活(9)

商人妇情感寂寞，婚外情的事时有发生。笔者在晋中乡间调查时也听到过许多类似的故事，有的远近轰动：祁县南庄村一个商人妇与本村一男子相好，两人经常在家中私会。一天，在外的丈夫突然回到家中，情人忙藏于柜中，想伺机而逃。不料，第二日商人仍未出门，商妇情急之下，便与情人把丈夫合谋害死，丢入井中。后来事情败露，商妇被钉死在城墙上示众，其情人则被斩首示众。情状之惨烈，令人骇然。［1］101秧歌《卖柴记》中商人的妻子与到她家卖柴的年轻人勾搭成奸,不巧被邻居小孩发现,她怕事情败露,最后杀人灭口。翠英英临刑前唱道：“一不该二爹娘有爱财之心,图银子舍了奴家的自由身,二不该奴嫁下一个豁唇唇,他生来面貌丑不合奴的心,豁唇唇的年龄五十整,翠英英奴今年二十四岁整,奴见卖柴人真是年轻,俺二人配婚姻符合年龄……六不该翠英英动了杀人心,不该把二不愣（小孩）要了性命。”（29）这样的惨事虽然不在多数，但商人妇的婚外恋则屡见不鲜。

正因如此，许多商人外出，一来怕妻子孤单，更怕妻子被人引诱，就让自己的妻子寄住在亲戚或邻里家。笔者见到的一个抄本中就有父亲让嫁与商人的闺女住在自己家中的事：“怕受歹人引诱，做些不相干事情（这里指不好的事），怕人笑话，万不能到外村居住。”［1］102但这也不能阻止商妇婚外恋的发生。如《做凉袜》唱的是一位寄住的商妇为情人做凉袜：“奴家的男人走关东，把奴寄住在北洸村。小奴家，一十八，外号人叫细吃喝，给奴家相好的哥哥做凉袜。”［1］102

祁太秧歌对女主人公的婚外情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对商人妇个性舒张的愉悦有大胆表现，但秧歌中的剧情毕竟离真实生活还有一定距离。在自我意识和传统贞节的夹缝中，商人妇心里绝不可能坦然，她们要承受另一种不安与压力，真正的幸福并不会因此降临。

三、晋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尤其在婚恋问题上，女性择偶的自主性在增强，她们开始挣脱“父母之命”，追求恋爱自由。如剧本《打冻凌》中的女子杨叶子是由兄长包办了婚姻，定亲后在偶然的情况下得知卖冻凌的就是自己的未婚夫，在发现他愚蠢后杨叶子不满意这门亲事，因而坚决提出退婚，表示“割了的脑身子也不去，抬的一顶棺材来再做商议”（30），最后退婚成功。剧本《送情郎》中翠兰香唱道：“家住汾阳住城南，小奴的名儿叫翠兰香，从小就爱了情郎哥哥，因此上咱两人定了姻缘。”过去男女双方缔结婚约，主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从这些唱词可以看出，男女的婚姻已经开始突破了父母之命，更多以双方的意愿为主，反映了女性开始大胆追求爱情，缔结幸福婚姻的美好心愿。

祁太秧歌《绣鞋记》里媒婆王氏有段唱词：“诸位同胞和姨妹，包办婚姻要反对，拆散多少好姻缘，父母主婚太不该。第一反对父母坏，为了钱财把女儿卖，女儿受制谁知道，想一想应该不应该。第二反对坏男人，拿上银钱买女人，光管他快乐又高兴，坑害了多少好女人。第三反对坏女人，光管他人要东西，为了人家的些好穿戴，终究自己害自己。第四反对坏媒人，光管她提媒来说亲，为了银钱哄两家，花言巧语欺骗人。”（31）媒婆王氏这一段唱词唱出了被压迫女性的心声，显示了女性在婚姻中观念的变化，也是女性社会地位转变的一个侧面反映。

寡妇再婚、尼姑嫁人的事在祁太秧歌中也多有表现。在唱词里，这些女性不再是批判的对象，更多的是对她们表示了理解与宽容。如《拐姑子》里尼姑唱道：“那一天我去庙门门上，过来一个后生他叫程娃，他看奴来奴也看他，因此俺两人相爱上。”（32）尼姑嫁人在传统观念中不被认可，在秧歌中却大胆地表现出来：“叫声众位休笑话，这事情不是我独一家。如今的事儿大改良，尼姑嫁汉寡妇有了娃娃。”（32）唱词直接表达了对这种关系的认可。“在中国传统的上层文化中，女性从来是作为被动的客体而存在的。统治阶层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用儒家的‘三从四德’去规范和约束妇女的行为，甚至认为女人本身在思想深处也不应有自我意识。”（33）但进入民国时期，从这些秧歌唱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待这些女性开始有了一种同情与宽容。

祁太秧歌反映了当地民众日常生活，内容丰富，乡土色彩浓厚。仔细研读祁太秧歌中有关女性婚姻、家庭等剧目，我们可以发现，晋中女性这一群体在家庭中既有日常的劳作，也有一定的休闲；在她们的婚姻生活中，既有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和隐忍，也有一定的反抗。进入民国时期，晋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反抗意识在增强。

文章来源：《晋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zxyxb.cn/qikandaodu/2020/0910/3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