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晋中公学的军旅岁月

1948年平遥解放后，我几经辗转到了北平当了几个月屈辱的流亡学生，后来我经过一位警察的直言指明，决定弃暗投明。于是，我和同学郭生旺决定和做生意的平遥人回乡。我们预先定好路线，定好时间在天津相聚。

郭生旺路费不足，我在天津取了爹生前的遗物卖了，另有爹的抚恤费，并借给郭生旺路费，找到那位平遥生意人（我爹死前为天津市税务总局财务处主任，后来因为患肝硬化，死在天津一家意大利医院）。我们结伴在天津上了火车，过了杨柳青，在终点陈公顿下车。这个站是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边界，前往解放区的人如潮水般的洪流。国军逐个检查，乘机勒索财物，我带的口琴、派克钢笔、画笔等都以“不准带往匪区”为由被一律没收。在刺刀下的百姓任人宰割。

逃跑的洪流从铁道边溢过，南面不远处的铁道两边正激烈地交火，人们却不害怕，过了铁道纷纷跑到一处乱坟地里。这里好似一个常设的交易市场，很多用“边币”交换“关金券”的交易员，忙乱异常。我们不讨价还价，把“关金券”给了对方，任由对方给多少都不计较。我们急匆匆换了钱，便拔腿跑进解放区，心境顿时豁然开朗。

我们一行六七个平遥人当晚住了小店，夜里有当地公安查店，他看到我和郭生旺两个年轻小伙子便笑着说：“你两位是学生吧？欢迎二位！”我听了心中暖呼呼的，那位警察的话得到了验证，共产党是欢迎青年学生来解放区的。

华北平原都是解放区，我们几个人从沧州往西直到石家庄，沿途都无阻拦，没有什么关卡检查，真正是自由了。沿途村镇的农民秋收完了，一些小商贩多是当地农民，饭店小吃随处可见。

一天，我们在一个农户开的客店住了，店主引我们三人另住一个院的北房外间，估计里间有人住了。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后，有人穿着孝服拿着供品往里间走，原来里间有死人。我们这才知道昨夜同死人同宿一室，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怕。我们还发现茅坑里养着猪，坑中的粪便成了猪食。从此我在当地饭店不再买猪肉吃，我一想起吃屎长大的猪，就想呕吐。 在石家庄市街头，我和一位原来在平遥抗日民主政府工作的刘老师不期而遇，我俩非常高兴。这位刘老师是平遥县东泉村人，那时他在南湖村下乡住在学校，南湖村成立儿童团时刘老师推荐我当了儿童团团长。相聊间，我得知刘老师现在已调往晋中专署。刘老师告诉我晋中有个公学，现在正招收新学生，校长徐向前，是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员，也是山西人。我听了很高兴。

在石家庄市，我又遇到幼时南湖村小伙伴双洋，他在平遥中学读了一年后退了学，这时在一个修理自行车的铺子里做学徒，见面时双洋正忙着修车。双洋有点自卑，面带愧色，不多说话。我见状也不敢询问别后详情，说了几句便匆匆道别。

平遥生意人在石家庄市有生意，留下没有再走。这时只有我和郭生旺从旱路往山西走。一路上山险沟深，路经娘子关，我见这关口险要，却不知这关名的来历典故。我猜测是古代曾有女英雄镇守此地。

秋风萧杀，百草枯荒，我们从阳泉启程路经藏山，传说这里是赵氏孤儿生活的地方。我稍生凭吊古人的情感。与我够不着边的历史故事也能左右我的情绪，有人说我多愁善感一点也不假。路经寿阳，时在深秋，我看不到“桃花儿红，杏花儿白”的春色。这秀丽的春光是寿阳民歌里唱的景致。这寿阳民歌叫开花调。

一天，我们行至寿阳山坡，迎面碰到几位平遥中学的同学，他们已参加了工作，现在是奉命去石家庄集结，准备北平解放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接管的北平银行工作。那些没逃的同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准备到北平的“接受大员”。这些现实印证了北平那位警察所言不谬。郭生旺和他们几位是同班同学，他决定回去也考银行。

一天傍晚，我和郭生旺到了榆次，我俩打听到第二天早上有开往平遥洪善站的“闷子车”，不卖票，是运货车。我俩第二天早上在车未开时偷偷爬上车，在洪善车站，我们下了车。已过午时，这时离县城还有几十里路，我们在站上卖饼子的小摊处吃了饭。

我们回家心急，匆匆赶路。郭生旺是有媳妇的人，马上就要和亲人会面了，心头喜悦的神情自是无法形容。没觉得多少时刻我们就到了平遥城下东门前，只见城门前无人盘查，人们随意进进出出。

这时的我已是冬装，身穿棉衣，脚蹬球鞋，脖子围了毛围巾。这装束在解放区十分显眼，我用围巾遮了脸和郭生旺回了他家，郭生旺父母万分惊喜。亲人们盼望的失散亲人回来了，特别是郭生旺媳妇，丈夫平安回家，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文章来源：《晋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zxyxb.cn/qikandaodu/2020/0910/378.html